近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在北京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当场签署《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郑重向全社会声明，自即日起，其所制作的电视剧在电视台播出时绝不买假，誓与收视率作假现象斗争到底。这一事件再次将电视剧收视率作假的话题推至舆论风口浪尖。
一条操作有序的“地下产业”
收视率作假行为在中国由来已久。收视率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但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取广告资源，开始进行收视率作假。中制协法务委员会相关人员透露，有的播出机构甚至强行要求在电视剧的购剧合同中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引导制作机构去买收视率。由于增加了购买收视率的成本，制作机构反过来又向电视台要高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目前我国排名前22名的卫视频道在购买、播出电视剧的业务中，普遍存在收视率作假现象。一个组织严密、操作有序的“地下产业”业已形成。
据了解，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50万元。以20家卫视频道每年播出约13000集电视剧计算，全年有几十亿元被如此非法窃取。电视剧制作人郭现春感慨，收视率作假这只黑手操纵着中国电视剧的播出数据，即使是内容积极、制作精良、艺术精湛的作品，也“出污泥而被染”，花高价购买假收视率数据，确保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播出标准，以避免停播、降价的遭遇。
电视剧制作人陈彬列举了一些由收视率作假引发的怪异现象：“现在很多电视台在购买电视剧时都尽可能独播而不是联播，某种程度上就受收视率作假问题的影响。因为如果是联播，这家卫视把数据做上去了，另一家也必须跟着作，否则就会相形见绌。购买收视率现象普遍存在，造成资源紧缺，非法买卖收视率的机构组织在同一城市、同一时段，同时收取两家甚至三家制作机构的费用，导致许多制作公司花了钱也未必买得到收视，徒增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饮鸩止渴的行为已伤及行业肌理
“收视率操纵者正在由偷窃向抢劫的方向发展。”陈彬表示，一个剧即将开播，电话就找来了，“你做不做呀？不做的话收视率就可能往下掉”。电视台也会问，“有资源吗？能确保收视吗”。收视率统计机构也很无奈，样本户少，收视率容易被人操纵，但增加样本户又会提高成本。所以，收视率作假问题之下，电视剧行业的从业者没有赢家。制片人吕超补充道：“其实在技术上，天天看数据，大多数从业者都知道哪里有异动，却心照不宣，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才是最可悲的。”
文化评论人赵正阳认为，对受众反馈的测量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传播效果。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决策者把“受众反馈测量”这一“多向度、综合化、非线性”的数据模型，等同为一个“看还是没看”的简单统计。收视数据的单一化和线性化，再加上收视率统计出口的垄断化，为不法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收视率作假从最初的“个别现象”发展为后来的“行业潜规则”，再演变到现在的“产业要素”，正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电视剧的市场诚信体系。
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薛晋文表示：“收视率作假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背后潜藏着各种隐患。这种唯利是图的行业风气长期腐蚀着从业者的意志，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数字泡沫越吹越大，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最终断送了电视台的媒体公信力和电视剧产业的健康发展。”
收视率打假需要自律与他律
“收视率的货币化和商品化已走到一个极端。要改变这一现状，相关部门应尽快调集技术资源，综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审美效应等评价指标，打破收视率独大的垄断格局，让综合性的收视评价体系去制衡收视率的破坏效应，让商业性和艺术性的良性互动，去矫正当前收视评价的病态和顽疾。”薛晋文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郭现春为中制协对收视率作假行为说不的举动拍手称赞：“早就该这么做了。然而，收视率打假光靠行业自律是不够的。要根除此症，还需从外部加大约束力度。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抓紧制定既有指导性意见又有具体措施的相关政策，以便实际操作实施，并联合司法机关，依据相关法律，立案侦查，坚决打击作假的违法行为。电视台与制作方也要有机配合，甲乙双方相互理解支持，用优秀作品去吸引观众的眼球，‘引导’他们操作遥控器。唯有自律与他律并行，落实到行动和具体举措当中，‘收视打假’才能从一场转瞬即逝的媒体风暴变成一次切实有效的治理行动。”（记者李蕾 本报见习记者 张进进）
